2026年9月1日，商务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印发《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》，推动汽车出海从“拼价格、抢订单”转向“卷质量、卷服务、树品牌”。对商用汽车而言，这不是出口踩刹车，而是国际化发展换挡。

笔者研判，中国汽车出口迈入规模化、体系化发展新阶段，海外竞争也随之出现新问题。部分企业照搬国内价格战打法，以频繁降价、跨区域窜货、重销售轻服务等方式抢占市场；一些不适应当地法规、道路和气候条件的产品仓促出海，甚至出现“新车当二手车出口”等现象。短期看，这些做法可能换来销量；长期看，却会压缩质量与售后投入，损害经销商利益，最终透支中国汽车的整体信誉。

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

政策出台首先源于中国汽车出口体量和经营半径的快速扩大。商务部披露，按海关统计，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832万辆，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中国企业已在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汽车制造业。按照中汽协企业统计口径，2025年商用车出口106万辆，同比增长17.2%，首次突破百万辆，其中货车出口90.8万辆、客车出口15.2万辆；2026年1—7月商用车出口进一步达到78.5万辆，同比增长36.1%。商用车已成为中国汽车国际化的重要支柱。

出口越快，越需要回答“能否长期经营”的问题。2025年5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已明确表示，无序价格战会影响研发投入、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，甚至带来安全隐患。此后，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、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。2025年9月，四部门决定对纯电动乘用车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；同年11月，四部门又收紧二手车出口管理，要求注册登记不满180天的车辆出口时提供生产企业出具的售后维修服务确认书。

由此看，《指引》并非孤立文件，而是汽车行业治理“内卷外溢”的延续和升级。

“反外卷”不是不许低价，而是不许无序低价

《指引》共四章二十条，其中第四至第九条连续规范定价、区域价差、经销商管理、明码标价和促销活动。政策要求企业建立以成本为基础、以国际市场供求为导向的定价策略，为不同配置设定清晰的价格梯度，避免频繁、大幅价格波动，同时尊重境外经销商和代理商的自主定价权。

这意味着“反外卷”并不等同于行政限价，更不是削弱中国汽车的成本优势。技术创新、规模制造和供应链效率形成的合理低价，仍是正当竞争力。政策真正反对的，是脱离成本基础的倾销式报价、依靠短期补贴制造虚假繁荣，以及为完成销量目标频繁调价、扰乱渠道秩序。

这一要求对商用车尤其重要。商用车是生产资料，用户关注的不只是购车价格，更关注油耗或电耗、出勤率、维修时效、配件供应和车辆残值。低价卖车之后如果配件不到位、维修周期过长，一次停运造成的损失就可能超过购车时节省的成本。因此，商用车海外竞争的真正标尺，应当从离岸价格转向全生命周期成本和运营收益。

合规边界已经延伸到经营全链条

《指引》的另一鲜明变化，是将监管视野从出口环节延伸到境外经营全过程。产品是否适应当地使用环境，质量管理和售后体系是否完善，安全生产、劳动用工、数据跨境、知识产权、反垄断和环境责任是否合规，都被纳入企业国际化能力建设。

商用车车型多、工况复杂，这些要求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。重卡需要适应高温、高寒、高海拔、长坡和非铺装道路；客车涉及公共安全、运营许可和紧急疏散；新能源商用车还要解决充换电条件、电池安全、远程监控及数据跨境问题。把国内成熟车型简单更换标识后出口，已经难以满足政策和市场要求。未来，产品适应性开发、当地认证、备件储备和技术培训必须在销售之前完成，而不能等到故障和投诉出现后再补课。

短期内，《指引》可能提高企业前期投入，并推动部分依靠低价、缺少服务能力的贸易商退出市场；长期看，它将减少窜货和恶性压价，稳定经销商收益与客户预期，使具有研发、制造、渠道和服务体系的企业获得更公平的竞争环境。行业竞争也将由“谁报得更低”转向“谁能让车辆多出勤、少停运、运营成本更低”。

商用车企业要重构国际化经营体系

企业首先要守住产品出海的前置评估关。每一款出口车型都应形成目标市场法规、认证标准、道路环境、燃料品质、气候条件和客户工况清单，未经适应性验证不宜贸然投放。

其次要改变单纯以销量考核海外业务的做法。建议把经销商库存周期、价格稳定度、首次修复率、配件满足率、客户停运时间和车辆残值纳入经营评价。海外报价也应覆盖认证、物流、保修、备件和召回准备等真实成本，防止用亏损价格换取表面份额。

再次要把服务网络与销售网络同步建设。商用车企业可以通过区域备件中心、移动服务车、远程诊断平台和本地技师培训，提高重点市场的服务半径与响应速度。对重点国家，还应由单纯整车贸易逐步转向本地组装、采购、就业和人才培养，以利益共享增强经营韧性。

最后要建立总部统筹、区域负责、业务落地的合规机制。价格调整、代理商激励、广告宣传、数据传输和知识产权许可等高风险事项，应留有完整的决策与审查记录。合规不应只是法务部门的“最后一道审批”，而要进入产品定义、市场选择和商业模式设计的起点。